夫“必有事焉”只是“集義”，“集義”只是“致良知”。說“集義”則一時未見頭腦，說“致良知”即當(dāng)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。故區(qū)區(qū)專說致“其良知”。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，便是“格物”；著實去致良知，便是“誠意”；著實致其良知，而無一毫“意”“必”“固”“我”，便是“正心”。著實致良知，則自無“忘”之??；無一毫意必固我，則自無“助”之病。故說“格、致、誠、正”，則不必更說個“忘、助”。孟子說“忘、助”，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。告子強制其心，是“助”的病痛，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。告子助長，亦是他以義為外，不知就自心上“集義”，在“必有事焉”上用功，是以如此。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“集義”，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，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，又焉有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氣”之弊乎？孟子“集義”“養(yǎng)氣”之說，固大有功于后學(xué)，然亦是因病立方，說得大段，不若《大學(xué)》“格、致、誠、正”之功，尤極精一簡易，為徹上徹下，萬世無弊者也。
圣賢論學(xué)，多是隨時就事，雖言若人殊，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(jié)。緣天地之間，原只有此性，只有此理，只有此良知，只有此一件事耳。故凡就古人論學(xué)處說工夫，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，自然無不吻合貫通者；才須攙和兼搭說，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徹也。近時有謂“集義”之功，必須兼搭個“致良知”而后備者，則是“集義”之功尚未了徹也?！凹x”之功尚未了徹，適足以為“致良知”之累而已矣。謂“致良知”之功必須兼搭一個“勿忘、勿助”而后明者，則是“致良知”之功尚未了徹也?！爸铝贾敝ι形戳藦兀m足以為“勿忘、勿助”之累而已矣。若此者，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，以求混融湊泊，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，是以論之愈精，而去之愈遠。
文蔚之論，其于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，至于“致知”“窮理”及“忘、助”等說，時亦有攙和兼搭處，卻是區(qū)區(qū)所謂康莊大道之中，或時橫斜迂曲者。到得工夫熟后，自將釋然矣。
文蔚謂“致知之說，求之事親、從兄之間，便覺有所持循”者，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。但以此自為不妨，自有得力處，以此遂為定說教人，卻未免又有因藥發(fā)病之患，亦不可不一講也。
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(fā)見處，只是一個真誠惻怛，便是他本體。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，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，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使是忠，只是一個良知，一個真誠惻怛。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，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；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，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。故致得事君的良知，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；致得從兄的良知，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。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，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。如此，又是脫卻本原，著在支節(jié)上求了。良知只是一個，隨他發(fā)見流行處，當(dāng)下具足，更無去來，不須假借。然其發(fā)見流行處，卻自有輕重厚薄，毫發(fā)不容增減者，所謂“天然自有之中”也。雖則輕重厚薄，毫發(fā)不容增減，而原又只是一個。雖則只是一個，而其間輕重厚薄，又毫發(fā)不容增減。若可得增減，若須假借，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。此良知之妙用，所以無方體，無窮盡，“語大天下莫能載，語小天下莫能破”者也。
孟氏“堯、舜之道，孝弟而已”者，是就人之良知發(fā)見得真切篤厚、不容蔽昧處提省人。使人于事君、處友、仁民、愛物，與凡動靜語默間，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、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，即自然無不是道。蓋天下之事雖千變?nèi)f化，至于不可窮詰，而但惟致此事親、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(yīng)之，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，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。事親、從兄一念良知之外，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。故曰：“堯、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?！贝怂詾椤拔┚┮弧敝畬W(xué)，放之四海而皆準(zhǔn)，施諸后世而無朝夕者也。
文蔚云：“欲于事親、從兄之間，而求所謂良知之學(xué)?！本妥约河霉さ昧μ幦绱苏f，亦無不可。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、從兄之道焉，亦無不可也。明道云：“行仁自孝、弟始。孝弟是仁之一事，謂之行仁之本則可，謂是仁之本則不可?！逼湔f是矣。
“億、逆、先覺”之說，文蔚謂“誠則旁行曲防，皆良知之用”，甚善甚善！間有攙搭處，則前已言之矣。惟？之言亦未為不是，在文蔚須有取于惟？之言而后盡，在惟？又須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。不然，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。舜察邇言而詢芻蕘，非是以邇言當(dāng)察，芻蕘當(dāng)詢，而后如此，乃良知之發(fā)見流行，光明圓瑩，更無掛礙遮隔處，此所以謂之大知；才有執(zhí)著意必，其知便小矣。講學(xué)中自有去取分辨，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，卻須如此方是。
“盡心”三節(jié)，區(qū)區(qū)曾有“生知、學(xué)知、困知”之說，頗已明白，無可疑者。蓋盡心、知性、知天者，不必說存心、養(yǎng)性，事天，不必說“夭壽不二，修身以俟”，而“存心養(yǎng)性”與“修身以俟”之功已在其中矣。存心、養(yǎng)性、事天者，雖未到得盡心、知天的地位，然已是在那里做個求到盡心、知天的工夫，更不必說“夭壽不二，修身以俟”，而“夭壽不二，修身以俟”之功已在其中矣。譬之行路，盡心、知天者，如年力壯健之人，既能奔走往來于數(shù)千里之間者也；存心、事天者，如童稚之年，使之學(xué)習(xí)步趨于庭除之間者也；“夭壽不二，修身以俟”者，如襁褓之孩，方使之扶墻傍壁，而漸學(xué)起立移步者也。既已能奔走往來于千里之間者，則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間而學(xué)步趨，而步趨于庭除之間，自無弗能矣；既已能步趨于庭除之間，則不必更使之扶墻傍壁而學(xué)起立移步，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。然學(xué)起立移步，便是學(xué)步趨庭除之始，學(xué)步趨庭除，便是學(xué)奔走往來于數(shù)千里之基，固非有二事，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。心也，性也，天也，一也。故及其知之、成功則一，然而三者人品力量，自有階級，不可躐等而能也。
細觀文蔚之論，其意以恐盡心、知天者，廢卻存心、修身之功，而反為盡心、知天之病。是蓋為圣人憂工夫之或間斷，而不知為自己憂功夫之未真切也。吾儕用工，卻須專心致志，在“夭壽不二、修身以俟”上做，只此便是做盡心、知天功夫之始。正如學(xué)起立移步，便是學(xué)奔走千里之始。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，而豈遽其不能奔走千里，又況為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于起立移步之習(xí)哉！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，而所論云然者，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(xí)，是為此三段書分疏比合，以求融會貫通，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，反使用功不專一也。近時懸空去做勿忘、勿助者，其意見正有此病，最能耽誤人，不可不滌除耳。
所謂“尊德性而道問學(xué)”一節(jié)，至當(dāng)歸一，更無可疑。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功，然后能為此言。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，人或意見不同者，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，若除去此纖翳，即自無不洞然矣。
已作書后，移臥檐間，偶遇無事，遂復(fù)答此。文蔚之學(xué)既已得其大者，此等處久當(dāng)釋然自解，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。但承相愛之厚，千里差人遠及，諄諄下問，而竟虛來意，又自不能已于言也。然直戇煩縷已甚，恃在信愛，當(dāng)不為罪。惟？處及謙之、崇一處，各得轉(zhuǎn)錄一通寄視之，尤承一體之好也。